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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经济,怎么救?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20-03-26 16:07:33

3月17日,重庆副市长李波、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以普通市民身份,带头消费,下馆子吃火锅,以提振市场信心。在南京,市委书记带头去南京大排档吃饭,点了一碗鸭血粉丝汤;昆明的领导则上街去吃米线。这些固然只是一个姿态,但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之后,重心已经从“救人命”转向了“救经济”,因为现在后者才是真正要人命的。

有些地方更为激进:3月19日,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发出《倡议书》,鼓励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干部职工带头“下馆子”“吃喝”,以提振民众消费信心,助力餐饮企业渡过难关。这说是“倡议”,但又要求“每周消费不低于200元,以实际行动体现社会责任”,同时,“严格廉洁规定,消费个人付费”。

倡议公布后,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认为,是该起点带头作用;也有人揶揄“不用鼓励,别拦着我就行”;还有些人觉得,既是倡议,就不应规定最低消费,毕竟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难道他们的钱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被逼着强制消费不长久,给商户免税减租才是最好的办法。想来对这反应始料未及,一天之后,“甘肃市场监管”公众号已将这篇倡议书删除。

像这样的做法,绝不止甘肃,很多地方都下发了通知,只不过措辞未必是“倡议”,而换作“鼓励”。但字面上的鼓励在落实时,要不要提供消费发票作为考核标准?在国内的社会语境下,谁都明白,无论是“倡议”也好,“鼓励”也罢,实质上就是隐性强制,是摊派下来的政治任务。当然,疫情之下,小餐饮首当其冲,叫苦不迭,从经营户的角度来说,这样拉动消费总比不做好,但真要落到实处,却会遇到很多问题。

对很多人来说,最现实的一点,就是钱从哪里来。像南京要求不低于100元,这或许还能承受;但在甘肃,普通基层公务员月薪三千,每周计划外消费200元,一个月下来等于去掉近三分之一。何况疫情之后,物价上涨,真像有人开玩笑说的,“吃牛肉面就能凑够摊派了”。基层的市场监管本来就很忙,只能周末才去城里,如果是外地的单身员工,要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这里的一个两难在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干部收入更少,基层越苦,社会消费力量也越薄弱;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会采取变相强制摊派的方式——也许消费跟风的现象也越盛。如果无人跟风,那“带头消费”也于事无补。

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照这样带头消费,“八项规定”是不是要废了?不然这对干部风险很大。当然,倡议明说是个人消费,但这边界也很模糊。况且,公款吃喝好歹算是国家财政支持了;自掏腰包,市监局领导来下馆子,你一个小餐馆老板,是收钱还是不收?

也许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单位食堂都关掉,迫使公务员上班时都得下馆子吃午饭,然而这又动了这些事业单位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的福利。本来很多人之所以进入体制,除了“安稳”,无非就是看中这些隐性福利。甘肃这些年各行业的工资水平都处于全国最低一档,很多条件都越来越留不住高学历人才,连很多曾带着“建设家乡”美好愿望的本省年轻人才,发现能想象到要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项目的形成最终都要靠关系、靠送礼、靠喝酒吃饭。到头来,他们也都选择用脚投票,去往别处发展。

当下确实形势严峻,想要“救经济”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理解,看到网上也有人因此说:“真的,政府都做到这种份上了,还有一群人说大可不必。”——但异议并不意味着冷嘲热讽,只是“救”也得有个方式方法,如果做下来的结果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

干部带头消费,这说到底,便是出于紧迫性,用政治动员的方式,人为干预市场。本来是“市场监管局”,职责是监管市场的规范运作,现在被要求用个人力量救经济,这就好比让裁判员下场去卖足球比赛门票一样,其实和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的官员“招商引资”是相同的逻辑。

这样一双闲不住的“有形之手”,也算是政治传统使然。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皇祐二年(1050),吴中大饥,时任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发放粮食救济灾民之余,又“纵民竞渡”(算是节日消费),自己每天在湖上宴会,再召集各佛寺主管,让他们大兴土木。有人弹劾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而他辩解说:“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可以说,这也算得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明中国人早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灾情之下,如果谁都不消费,这样的紧缩会对经济民生造成严重后患,为此国家推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增加需求,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当然,范仲淹并没有系统性地表述他的经济思想,所以这只是他灵光一闪的“主意”,而不是“主义”。更重要的是,他着眼的乍看是“经济”,其实是“民生”。

这是中国人几乎都本能懂得的,很多人支持官员带头消费的举措,与其说是觉得这能有效推动经济整体发展,倒不如说是因为觉得“小餐馆要死光了,不救不行啊”。通常我们或许认为,“救经济”和“救民生”是一回事,但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可以说,“救经济”最终可以“救民生”,“救民生”的努力却未必总是能“救经济”。

这里面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区别。现代经济已经极为复杂(要不然也不需要那么多经济学家来研究它了),很多经济规律是反直觉的(传统都认为节俭致富,但梁启超就惊诧地发现“西人愈奢而国愈富”),很多干预的做法或许收一时之效,但又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

回到现状来说,官员带头消费,这除了给他们光临的餐馆打广告之外,更重要的倒不如说是在很多人还不敢外吃的情况下,带来了一点安心——这就跟2007年无锡市长带头喝烧开的自来水,以示太湖治理干净;又或2012年广州市长带头下水游泳以示珠江治理之后水变清一样。换言之,如果这只是一个信心问题,“带头”是有作用的,它确实发出了这个信号。

然而在现在的“救经济”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是你,你会仅仅因为官员下馆子吃火锅,就自己也去吃吗?毕竟,除了安心,你还要考虑到自己的消费能力、考虑到物价上涨,如此等等。网上就有人说,确实希望有人带头告诉说,没那么可怕了,但年后周围的奶茶涨价翻倍,“就完全不想去消费了”。如果餐馆推出疫情之下打折促销活动,可能还更能拉动消费。

何况,在当前的形势下,尽管餐饮业小商户损失惨重,但从经济整体来说,受损的远不止餐饮业,影院、旅游、交通、物流,甚至因国外订单锐减,外贸和制造业也受挫。这些都能靠个人消费来救济吗?如果实在要救济,为何不是从地方财政拨款,而要落到靠干部自己掏腰包?

也正因此,像南京那样直接给市民发放消费券,或像阿里那样对商户减免(所有天猫商家今年上半年平台服务费全免、菜鸟对新入仓商家减免2个月仓租、蚂蚁金服对湖北商家拨款100亿元特别贷款,前三个月免息),要更有效得多。当然,欧美各国的力度更大,像英国政府直接为所有因疫情不能工作的人支付80%的薪水(最高每人每月2500英镑)直至疫情结束,给公司12个月无息贷款。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派钱——这在中国未必现实,因为很多中国百姓也许会选择把钱存起来,但消费券和免税减租却更能拉动增长。

市场本身就有自己的调节性,政府应当进行的是宏观调控而非微观强制。当然,也有人辩称,“市场经济不是撒手不管,带动一下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让干部自掏腰包带头消费,就算能收一时之效,也难长久。“市场”是娇贵之物,非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发生震荡,却很不容易培育,因而耐心呵护尤为重要,要激发市场参与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也因此,对政府来说,不仅要讲究“怎么做”,而且要明白,有时候“做得少”比“做得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