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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鹏论:预测,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无本万利!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20-03-26 16:11:23

于是,渐渐地,经济学家们几乎只关注政府希望他们关注的商业和货币问题,对人民的未来不再关注。

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说:“经济学已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通常还挺神秘的行业。”

渐渐的御用化、铜臭化,经济学越来越觉得高人一等,也越来越特立独行,对其他学科甚至持排斥态度。

比如:当年,萨缪尔森和默顿两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居然撸胳膊挽袖子亲上阵,不遗余力地打压、抨击几何平均数和凯利公式。

其实,直到1930年以前,严肃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有能耐计算出将要发生的繁荣和萧条。

20世纪20年代,大名鼎鼎的凯恩斯涉足当时流行的未来学,自此经济学预测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

但是,凯恩斯经济学存在一个基本错误——它认为在客观的经济学数据和社会成员的决策之前存的因果关系是机械式的。

在所有科学中,无论是硬科学还是软科学,气象学和经济学为人民群众的消费提供了最多的预测。

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害怕自己不懂基于数学的经济学而掉队,专门做了1000页的学习笔记,试图掌握微积分。

于是,新一代经济学家便以复杂应对一切,将这门学科变成了一堆超级抽象的数学方程式。

他们假设,经济系统将趋于均衡态,只有来自系统外部的不可预测的冲击能干扰这种均衡。

由于冲击起于外部,经济学家们为了让数学模型看起来合理,不得不发挥想象,猜测这些冲击到底是什么。

但是,伦敦金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斯蒂夫·基恩就一直声称,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所以规模巨大,正是由于人们过于依赖有缺陷的经济模型——这让决策者们低估了风险,最终让世界陷入危境。

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表示,现实比基于数学的经济想象得更复杂,而且是非理性的。

比如:从上班路上买的咖啡和面包,到我们存放养老金的基金,人们每天做出的买卖决策,绝不像主流经济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受理性驱使。

因“投入产出理论”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这样评价道:

“年复一年,经济学家不断提出新的数学模型,并深入探索其特征;计量经济学家试图用所有可能的代数函数拟合同样的数据。但这些努力却几乎丝毫没有促进我们对真实经济系统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理解。”

反而,恰恰这些模型、这些完美的演算结果,却将国家弄得一团糟,让经济变得更脆弱,更容易出错。

预测错了,顶多被嘲笑,这种风险其实很小,一般都不需要付出真正的损失,顶多顶多一时被骂,即使对别人造成了极大伤害,只要不是故意造谣、中伤,基本不会罚款或是坐牢等。

既然如此,预测的偏好就是波动性,越是波动对预测者越有利,波动性越强,他们越显得聪明。

而且,经济、金融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波动性最强的领域,每一秒都在不停地波动着,还经常会发生谁也预料不到的剧烈波动。

熊市虽然有也波动,但容易猜错,而且人们都喜欢吉祥话,不好的话即使再正确,也招人恨。

他们会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种观点,然后在另一篇论文中又提出另一个甚至是对立的观点。

由于社会从来不对经济学家的任何观点进行惩罚,这样之下,他们的反脆弱性再上一层楼。

这种时候,除了能够展示其逻辑缜密的专业分析能力外,他们还可以直接在众人面前确认自己预测对的,隐藏预测错的,加深他们英明神武、伟岸清奇的经济学预测大师的光辉形象。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事先预测到事件发生,但确实可能曾经想过类似事件产生的影响,因为人每天有大把时间用在了胡思乱想。

越是有闲,越爱胡思乱想,比如:人们每次洗澡时都会产生一个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通常并不会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当某个事件发生,人们就会在他们的想法库中找到曾经产生过的对应想法,然后设法说服自己,是他们早就预测到的,随后就是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而且,过去是流动的,充斥着选择偏见和不断修正的记忆,愚蠢的人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我早就知道”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局限。

规模性地引入数学,利用各种模型、数据挖掘,经济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门严谨的科学了!

这更为经济学家的反脆弱性以大招式的支撑,直接上了几个档次(事实上,更为他们的危害性带来了指数级增长)。

以上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人们拥有惩罚豁免权后,他们就能以过滤式选择的方式从他们过去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中挑选一种,最终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过人,并且可以为各种经济论坛上大放厥词的嘉宾。

所以,能写、会写也是想出人头地经济学家的必备技能,就一点——预测,也必须得广而告之才行。

而且,像经济学家的预测,失败的成本几乎为零,再有杠铃策略保障,风险真的可以低到不计。

再加上概率论的大数法则保障,预测数量够多,且多用点心思,让自己的胜率多出一点点,长期下来,预测的准确率会相当相当高。

同时,预测也是增强知名度的捷径,特别是在公众那里,绝对比吭哧吭哧写论文来得轻松、快捷。

总的来说,只要有名声,只要有在公众面前的发言权,并且能够将道德置于九霄之外,身为经济学家,不做预测,就是暴敛天物!

从上面的对号入座,我们可以总结,预测这件事,两大核心都高高的,所以,它具有增强反脆弱性的奇佳功效。

塔勒布找了个真人真事,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通过预测、数学、事后诸葛亮这些反脆弱性大招,在天大的错误前不仅全身而退,还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当时,著名中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93年~1997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1999年,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他和他的同事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写道:“根据历史经验,对政府来说,政府支持企业债券的潜在债务违约风险实际为零。”

而且,造成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在危机后进行事后风险预测,继而扮演理论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

斯蒂格利茨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理论化知识非常优秀,并且很自信,自信到盲目和选择性记忆,犯了错却不认为是自己造成的或是直接遗忘了他曾经做了什么。

于是就出现了极为可笑的现象,他不仅不能识别危险,还会促进危险的发生,事后他还要让自己以及其他人相信相反的事,也就是他预测到了危险,并已经警告了人们要防范风险。

塔勒布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最严重问题在于,脆弱性和反脆弱性能够从一方向另一方恶意转移。

他们从来只告诉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没做什么,以及他们做错过什么。

他们所做的就是转嫁脆弱性,拥有了选择权,却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后者还不自知。

现代化的分工产生了越来越多这样的职业,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更更具反脆弱性,却是以让我们陷入脆弱性为代价。

比如:学术研究者、咨询师、职业经理人、理论家、银行家、分析师、做分析和预测的记者、医疗机构、制药公司等。

比如:将投资包装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允许经理人在这个系统中耍花招;分析师属于靠赚交易佣金的券商,他们自然不希望你抱着股票几年不动……

生物界是靠生存,而不是意见和“我曾预言”、“我曾告诉过你”、“我早就知道”等发展,进化不喜欢验证性偏见这种社会特有的通病。

“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如果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应该偿命……”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传统做法是,在银行门前砍下银行家的头,所以银行家们通常会在失败不可避免之际选择跳楼自杀。

从社会贡献讲,我们应该把创业者和风险承担者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不管他们失败与否。

而且,人类历史中很长很长时间里,那些承担风险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比那些无须面对风险的人的地位更高。

如今,口沫横飞的人出头了,综观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只说不做的人越来越多,并发挥着更多的作用。

既然,当今社会充斥着蒙眼开车又不用为其造成的伤害负责的人,我们该如何识别并避开他们呢?

就像心理学家捷尔德·盖格瑞泽的建议,不要问医生你该做什么,而是问医生,如果他是你,他会做什么。

所以,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真正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就行了。

因为,他为学术界打开了通向金钱的捷径,此后,科学家们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投资理论的研究。

所以,掌管科学之笔的学术界,自然要不惜笔墨和吐沫也要将马科维茨抬到至高点,这样别人才有机会顺杆爬得更高。

但是,讽刺人是,马科维茨在退休后自己做投资时,并没有用他创造的模型,而是使用了简单的经验法则——1/N法则。

他们往往并不是第一个产生某个想法的人,但他肯定是第一个相信这个想法,而且始终相信的人。

而且,只有将这种信念承诺转化为行动,也就是知行合一,即使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所以,如果某个经济学家提出了理论,他自己会坚定不移地实践、修正、实践,那才值得我们相信。

以色列著名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是博弈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世界各地进行思考和写作。

小贩告诉鲁宾斯坦:“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用我们的方式讨价还价,你为什么尝试改变它?”

他认为,经济学就像寓言,寓言作家需要激发人们思考,或许间接启发了实践,但肯定不能指导或决定实践。

“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学家从校园里请出来,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不应该为政策建言。”鲁宾斯坦这样表示 。

理论、信仰、真与假,这些现代知识致力的东西,偏偏一直在人类的决策中扮演着辅助性角色。

请您关注本百家号,坤鹏论自2016年初成立至今,创始人为封立鹏、滕大鹏,是包括百度百家、头条、雪球、搜狐、网易、新浪等多家著名网站或自媒体平台的特约专家或特约专栏作者,目前已累计发表原创文章与问答6000余篇。